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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人公崇光在前往远东的国际列车上遇见了睿生,一个即将攀登雪山的退役芭蕾舞者。小说以两人各自的生活为支线,透过崇光的视角,结合当今愈演愈烈的环境危机,揭示了女性成长路上的感悟和见解,并发展出更为深远的社会责任感和众生情怀。而睿生则通过讲述作为舞者的过往,渐渐学会直视往昔的怯懦和逃避,懂得了成年男性的责任和担当。两人结伴去登山,克服重重险阻,只为完成内心的成长和救赎。



唯有被驯服过的生命才能体会自由的含义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他在漫长的迷途之后终于懂得


第一章

1

十月二十七日,我们沿纳罗达峰东脊持续攀登,希望在天黑前登顶。

暴风雪终于还是来了。午后我们在扎营的帐篷外观摩许久,最终决定继续攀登。远方的天空下有薄薄的云层,那是蓝天的掩面纱,如果不出意外,天黑前我们就能抵达山顶。然而出发后不久,我们就为错误的判断付出了代价。

恶劣天气不期而至,毫无征兆并且来势迅猛。起先只是微微飘雪,我们没有在意,然而随后渐渐开始起风,并且风速不断加快,降雪强度也持续增加。可见度骤降,我们无法继续前进,也不敢贸然后撤,只得被迫停留在陡峭的冰面上,进退维谷。

我们在呼啸狂风中俯下身,紧贴着近乎垂直的岩石和冰面,试图减少受力面积。然而这种妥协无法支撑很久,狂风迎面扑来,把我用以支撑身体的冰镐吹得有些晃动。此时我已完全冻僵,手指的和关节陷入麻木状态,只是本能地握住冰镐,脚上的冰爪沾满了雪,已经开始打滑。仅存的理智告诉我,如若冰镐继续晃动,冰面将出现大范围的裂痕,继而导致冰镐滑落,而我将经历长距离的垂直坠落,粉身碎骨,必死无疑。

悬挂在坡度近七十度的陡峭冰壁上,我感觉到身体正因为疲劳和缺氧而接近透支,四肢变得僵硬颤抖,视线因为风雪而变的模糊,毫无斗志可言。剧烈的晃动,冰镐继续松动,我重心不稳的身体在冰面上左右摇晃,双脚的着力点也开始不稳。

我用尽全身力气仰头,看见他正匍匐在比我高出十几米的岩石中间,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口上。出发前我们有约定,两人之间不捆绑绳索,以防其中一方坠落牵连对方。在近乎垂直的冰原上,很难说经验和运气哪个更重要,我们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。

我猜测自己或许即将因为坠落而死去,他不会来救我,也根本没有余力帮助我。在精疲力竭的陡峭坡面上,海拔增高带来的强烈不适感正抑制着我们的呼吸,呼啸的狂风更是随时可能把攀登者甩落山崖。身处极端处境里的人是顾不上道德和友谊的。

我尽力使身体贴紧岩石,心中默念着佑山的名字。追随他多年,临死前能够牵挂的人仍然只有他,我也算是有始有终吧。我这样默默想着,遗憾自己未能同他郑重道别,不能再次亲吻他的面颊和鼻梁,看见他眼里深邃的光芒,像迷途雪域里高悬的太阳。

又是一阵剧烈的颤动,我感觉到了死亡那呼啸沸腾的气息,与此同时,在不远处的岩石上,那个始终保持静止的男人正缓缓下降,试图以缓慢的方式靠近我松动的冰镐。

他竟决定救我。

我很想摇头呐喊,阻止他的愚蠢行径,然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,任何微小的身体动作都会加速冰镐的滑落,我除了竭力保持静止外别无选择。

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,可见度已经变成了概念上的意义,我试图在高处找寻他的踪影,却只能听见自己近乎绝望的沉重呼吸。为了减轻负担,我们没有配备氧气瓶,若不是遇上极端天气,这将是明智而合理的决定。

时间过得很慢,仿佛是被这极端的严寒冻结起来,每秒都漫长得如同光年。

严重脱水,我在极度疲劳中产生出轻微的幻觉。佑山的身影在风雪中缓缓显现,他伸手抚摸我的头发,如同长者抚慰受惊的幼童,他让我不要害怕。

恍惚之后,佑山的面孔消失不见,我看见一个女人的轮廓,在空荡无人的剧院舞台上翩翩起舞,连续的旋转和跳跃。我看不清她的容貌,只知她是充满魅惑的小妖精,肆无忌惮地挥霍着能量。跳着跳着,她的衣衫化为灰烬,**的身体在黑暗中闪耀,背部的蝴蝶骨上伸展处翅膀,像云鹤传说中带来祥瑞的仙鹤。

我从幻想中苏醒过来,远处的男子已来到我身边,正隔着手套轻抚我的额头,仿佛是在传递无声的鼓励。随后他摘掉雪镜,让双眼暴露在雪域之中,尝试着重新固定我的冰镐,同时努力不让自己的身体失去平衡。

他不敢直接将冰镐掰离冰面,也不敢用力敲击,以防冰面上出现裂痕。多番努力而不得,他意识到外力是无法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,于是将右手的冰镐插回到背包侧面的暗袋里,左脚持平横插在冰面上,单臂单腿悬挂,用腾出的右手和右脚将我保护起来。

风雪弥漫,我看不清他的脸,只能隐约感觉到他正努力用右脚轻轻拍去嵌在我冰爪上的残雪,并试图将它们重新插进冰面。在呼啸风雪中抬高身体重心是极其危险的,他数度摇晃,几乎要被疾风摔落山崖。风雪减小的间隙,我的视线捕捉到他的画面,知道他正努力说着什么,似乎是要我重新固定冰镐。

我用力拔出冰镐,他握住我的手腕,帮助我将其重新固定在冰面上。持续已久的剧烈晃动终于停止,我身体的重心渐渐恢复到可控的范围内,而他依然保持用右腿保护着我。我将头微微侧转,对他的帮助点头致谢,隔着重新戴回的雪镜,我看见他含笑的眼睛,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神采奕奕,意志坚决。他对我竖起大拇指,示意我坚持。

祖辈们常说,同船引渡的缘分需要百年修行,我渐渐开始明白其中的含义,穿越和引渡皆是仪式,帮助我们看清混沌中的自己,在茫茫世间寻找某个真相。我与他萍水相逢,却置身于这广袤的高原雪域,生死难测。我们的生命,被恶劣寒冷的环境冻结在一起,在短暂的时空里彼此相依。

2

记忆倒退回四十天前的秋天,我遇见他的那个晚上。

北国深夜,驶往远东地方的火车在陌生城市停靠。昏沉的异乡月夜,有光投射到深绿色车身上,短暂的的明亮让干燥空气里的浮尘无处遁形,惶惶然飘散在月亮的眼睛里。我从梦中醒来,灯光晦暗的过道里有行人路过的声音,车厢门被打开,陌生男子的身影疏倏忽掠过,仿佛是江水上低飞戏水的白鹭,体态舒展,自在不羁。

绵延8000公里的漫长轨道,国际列车以其温和滞缓慢的步调徐徐前行,像年迈而矍铄的登山老人,知晓自己终将抵达至高点,胸有成竹。我将一件毛线外套盖在白色被褥上,在狭窄卧铺上慢慢变换睡姿,车轮与轨道剧烈摩擦,粗哑的摇篮曲。 他脚步轻缓地走进车厢,年代久远的木地板咯咯作响。

那是我初次看见他的脸,在满洲里的月光下,让人想起多年前美术画报上的白色石膏雕塑,眼眶深邃,轮廓分明。只在短暂的瞬间,我看到属于陌生男子的姣好面容,随后浓重的睡意卷土重来,像涨潮时分剧烈强悍的海浪,旺盛而持续的力量。我再度陷入睡眠。

数日前的深夜登上列车,我在这由卧铺和餐桌组建起来的车厢中度过了白昼与黑夜,身边的乘客换了两拨,像溪水流动时带走的沙砾,我记不清他们的容貌。旅途次日,火车向北进入蒙古,九月末的乌兰巴托正飘着细细的雪,低矮的灰色建筑坐落在泥泞街道上,整座城市都呈现出清冷疏离的气质。穿藏蓝色制服的警卫进入车厢,身上套着鲜艳的橘色马甲,他们在我的票据上盖入境戳,仰起头检查车厢的吊顶和通风口,不言不语,自始至终。

更换了车厢与车轮,火车恢复行进,而我在这轻微摇晃的车厢里睡睡醒醒,盘腿坐在铺了白色桌布的餐桌旁边,偶尔喝服务员送来的牛肉汤,看窗外的景变成连绵草原,高低起伏的黄绿色海浪。他上车以后的夜依旧昏暗滞重,而他像关掉了电源的老式收音机,没有发出一丝声响。后来我回想起当时的情状,试图在脑海中搜集关于他的零散记忆,能够记得的却只有他在黑暗中倏尔略过的身影。

我在清晨的微凉天光里醒来,看见对面床铺上的陌生人正临窗而坐,穿着灰色毛裤和绒线短靴,膝盖处套着厚厚的毛线护膝。他的面容晾晒在青天白日下,比夜晚时候更加轮廓清晰,线条分明,像埃及艳后的红唇,明目张胆的挑衅与诱惑。

火车已经驶入贝加尔地区,正绕着贝加尔湖继续往西行近。乌兰巴托的飘雪已远去,如今已是艳阳高悬的抚媚晴日。后来他曾在旅途中对我说起这段回忆,凌晨五点半,彻夜未眠的他独坐在床边,看着黎明的光渐渐驱散黑暗,贝加尔湖的蓝眼睛在云朵下低声细语,仿佛心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美丽秘密。人类如过江之鲫般投入未知的旅途,为的是在生命有限的维度里寻找一些平衡与真相,远距离审视困顿中的自己,让闭塞、匮乏、无知、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。

俄罗斯车厢的乘务员是金发红唇的高个子女郎,皮肤白皙,却有种近似油画表面的粗糙质地。她的高跟鞋在车厢门前停下,帽檐下忽闪的眼睛里带着笑意。我眼见着他微微转头,用流利的俄语点餐,随即问我是否需要食物。彼时距离正午还有一段时间,我对这顿未知的餐食没有概念,只说需要汤羹和面包,并递给他两百卢布。

我知他是家境不凡、温文尔雅的男子,言谈举止间蕴含着温柔气度,有时甚至有偏向于女性的阴柔特质,虽然美却总显得疏远迷离,不是俗世众生应有的面貌。我这样揣度着,以至于当他说自己曾以芭蕾为毕生追求时,我也没有显现出太多惊讶。

他的高大身躯在这狭小低矮的车厢内显得突兀,有时他站起来舒展筋骨,把腿架在门框的顶端,呈现出一种大于180度的劈叉,毫不费力。他做得很节制,似乎担心因此影响到旁人。我注视着他,他的余光也触及到我,那是两个陌生生命在最初阶段的互相丈量,如同阅读时遇到的未知术语。他不知我是崇光,我亦不唤他睿生。

抵达赤塔的夜晚,我们曾有短暂的对话。我问他是否是独自旅行,他微笑着说也算是,自己其实是要去圣彼得堡拜访故友。我说可是这班列车的目的地是在莫斯科,中途并不经过圣彼得堡,他说是的,我知道。

“你是独自前往莫斯科吗?”他后来问我。我说不是,我要在新西伯利亚站下车,停留数日后北上,去北极圈附近的城市群,随后转车到周边许多上个世纪留存下来的废弃工厂进行拍摄,并供稿给杂志社。他的目光里闪烁起惊讶的神色,与他静默的外表格格不入。

“你可知道,那里的城镇大多是封闭的,有机密的工厂和军事基地,禁止外籍人士进入,且没有陆路交通,只有航空和水路运输,即便在夏日气温也在零下。”

“知道”,我说。

他眼中的波澜渐渐平息下去,如同迅速投入巨大湖泊石块消失无踪,默许了我的陈述。

“我也是在新西伯利亚站下车”,他说,“我要去攀登一座雪山。”

“去新西伯利亚登山?”我极少听说有旅行者在新西伯利亚附近攀登雪山,因为西伯利亚的广袤荒原上并没有众所周知的高海拔山峰。登山者热衷的地方,应当是欧洲的连绵山峰,或是直接大刀阔斧地进入西藏和尼泊尔,沿着珠穆朗玛峰的山脊发动进攻。

“是的”,他说,“我把目标设定为乌拉尔山脉北段的纳罗达峰。我在圣彼得堡的朋友是个异想天开的人,天生的冒险家,她几乎攀登了俄罗斯境内所有的雪山。我因天性缺乏勇气,不善户外活动而被她嘲笑了许多年,近些年来我狂热于登山,孜孜不倦,也算是回击她的嘲讽了。”

“你独自去?”我问。

“我临行前在许多网站发布了帖子,征集共同登山的旅伴,却无人回应,我打算等到了新西伯利亚城以后再次确认。纳罗达峰虽然海拔不高,但是地势险峻,又因为处于亚极地地带,气候严峻,独自前往的胜算不大。”他的语气平稳沉静,仿佛是早有打算。

“为什么独独选择这座山峰?”

他有些迟疑,沉默了片刻才决定回答。

“因为那是她最喜欢的山峰。她曾反复向我反复强调,说若是没有登上山顶就不要去见她。这个人天生就不循规蹈矩,喜欢危险而不以轻易获得的东西。”

“她也是芭蕾舞者?”

“是的。她是马林斯基剧院的演员。”

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,像幼年的孩童不敢吐露心中爱慕,语气里却有说不尽的情意。我不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,只模糊地将他们定义为分隔两地的恋人,依靠关于彼此的回忆独自生活。我没有继续发问,低头喝完了晚餐时剩下的洋葱汤。他用巴掌大小的随身听放音乐,声音很轻,像这寂静夜幕里的缓缓月光,我斜倚在卧铺的床柱上,慢慢进入了梦乡。


第二章


1

梦里我又回到了云鹤,它还是原来的样子。

和许多神话故事一样,云鹤的故事已经口耳相传了上百年。我初次听说这个故事时只有四岁,爷爷抱着我在家门口遛弯弯,我看见了木头门上镂刻着的仙鹤。爷爷说,百年以前的村庄被厄运笼罩,常年阴云密布、寸草不生。后来村民们三跪九叩登上了方圆百里最高的溧水山,向上天虔诚祈求福泽,终于召来了象征祥瑞的彩云与仙鹤,魔咒被解除,尘世太平。

这个故事后来又被爷爷翻来覆去说了许多年,每次的版本都不一样。有时候溧水山不是溧水山,而是临照山,祈福的也不是村民,而是道行高深的法师,我听得也有些迷糊了。从前我还会问爷爷溧水山在哪,临照山又是什么地方,后来渐渐地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
仙鹤的故事流传太久,其真实性已经难以考证,但云鹤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充满神奇魔法的地方。我在那里出生,由爷爷抚养着度过了大部分的童年时光。那时候天高水远,每日都有无尽的闲暇可以挥霍。

我生活的村庄在玉水河下游,水源充沛,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河水流经。那些河流,我管它们叫“五彩河”,因为它们不像别处的水流那样透明乏味,它们色彩斑斓。我最喜欢的是林伯门前的那片红色水域,阳光好的时候,河水从浅红变成深红,周围还有些许零星的黄色,仿佛是染布的颜料打翻在水里,那么活泼。我家附近的河水没有这种漂亮的颜色,它们是浅黄色的,有时候也会泛着浅绿。傍晚时分,裹着凤仙花头巾的女人们在河边淘米,换洗衣服,落日在河水上洒下一层浓郁的金黄。

可是爷爷不喜欢五彩河,也不许我下河游泳,更不许我舀河里的水来喝。他从村里的三轮车小贩那里买来透明的瓶装水,把它倒在印花的搪瓷杯里,告诉我只有杯子里的水是可以喝的。我说我不喜欢喝没有颜色的水,它们像村头哑巴地里住着的哑巴们一样无趣,它们不会讲故事。每当这时爷爷就很生气,眉毛皱起来,眉头中间有一条深深的褶皱,像田野里裂开的巨大地缝那样,几乎要把人整个儿吸进去。我不想看见他皱眉,所以只好听他的话,乖乖喝杯子里的水。

爷爷是温和寡言的人,除了讲故事很少同我说话,他已经过了下地劳作的年纪,在县里工作的父亲每月末回家一次,顺便带来生活费。所以爷爷和我,一老一少,白日里无事可做,各自百无聊赖地打发时光。我坐在竹编的小凳子上,用父亲从集市上买回的蜡笔胡乱涂抹,他坐在门槛边上发呆,小角度弯曲的背轻轻靠在砖墙上,吸烟,有时也抬头看日光周围的圆晕。在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里,我们就这样面对着彼此,默默生活。

晚饭后我们去散步,他牵着我的手,我们沿着玉水河慢慢走到上游去,沿途经过大片的山坡和荒地时,爷爷总显得不那么高兴。有时候他正给我讲故事,我俩在蜿蜒的泥巴路上笑得前仰后合,然后他一抬头看见远处的荒坡,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了。我问他为什么不笑了,他默默地不回答。我再问,他就用手拍拍我的后脑勺,说他笑够了,不想笑了。

后来有一次,在某个暖风习习的春日里,我们照常去散步,路过山坡时发现朝南的坡顶上开出一些不知名的紫色花朵,很小却很明艳。他高兴地大笑起来,把我抱起来举过头顶,问我看见了没有。我说当然看见了,我的眼睛比你的好。他像个孩子一样,手脚并用爬上山坡,采了一小朵紫花放夹在我耳朵后面。他说我这样好看。

再后来,爷爷告诉我,从前这里的荒坡不是荒坡,干涸的地里也有河流,漫山遍野都是杏树,春天开出洁白五瓣花朵,初夏便结出果实。那些果实浑圆饱满、汁液充沛,它们压弯了枝桠,低低垂落下来,向阳面有鲜艳的红晕和深褐色斑点。爷爷吃这片山坡上的杏果,从小吃到大,后来又带着父亲来采摘,直到后来山坡上的杏树越来越少,待我出生时已尽数死去。

树也会死,这是我新获得的知识。可是为什么会死去呢?我不知道。爷爷说是因为大地渴了,它喝不到水,因此也没有水给树木。我说可是家里的搪瓷杯里有水,为什么我们不分一些给杏树呢?爷爷笑了,抬头用目光扫视荒坡上干渴而死的树木枝干,像是致意也像是告别。

2

我在云鹤长到八岁,而后随父亲搬去临春县,他在那里给我找了所寄宿学校。

我不喜欢学校那肮脏老旧的白房子,它像条盘踞在岩石附近的蟒蛇,浑身都覆盖着灰扑扑的鳞片。它没有锋利的牙齿,却可以缠绕、捆绑、摔打,使人窒息。我在这条蟒蛇肚子里生活了七年,学会了算术、阅读、写字,以及混杂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。

在寄宿学校度过的第一个周末,父亲骑着自行车来看我,给我带来印刷粗劣的漫画书和粉蓝色的铁质铅笔盒,载我去厂里的食堂吃饭。时隔多年,许多其中的细节我已无从回忆,只记得那天我一直在哭,搂着他的腰,把眼泪擦在他的深色外套上。他载着我骑了很久,等到了食堂时我已经哭得没了眼泪,身体却还不住地颤抖。

父亲把我抱起来,问我会什么哭。我说我想要回家。他说学校多好,他从来没有机会上学。我不知道学校为什么好,那座灰暗陈旧的白房子比云鹤的烟囱和冷却塔更让我害怕。从前和爷爷去散步,走道玉水河上游的工厂那里,我便怎么也不肯再往前走了。爷爷从不强迫我,他知道我害怕工厂边上的三座冷却塔,也害怕吐着黑烟的烟囱群。我那时还不知道它们的名字,我管它们叫“大水桶”和“大黑龙”,我相信它们要吃掉我,吃掉所有试图靠近的人。

那天父亲准备了许多食物,大约也都是些他平日里不舍得吃的东西,而我却始终食不知味。我想要回到爷爷的瓦房去,听他讲仙鹤和五彩河的故事。父亲起初还会试图安慰我,后来我哭个不停,他就渐渐失去了耐心。独自吃完了饭,把两个白馒头塞进我的饭盒,然后骑车把我送回了学校,临走前叮嘱我好好读书。

所以那时候的我,刚满八周岁的我,在没有任何安慰和解释的情况下,被强行带离了从小生长的地方,像一株幼小稚嫩的植物被粗暴地连根拔起,移栽到酸碱度迥异的陌生土壤。夜里与噩梦纠缠,我被冷却塔顶端的巨大黑洞吸进去,下沉、坠落,随后在集体宿舍的狭窄床榻上惊醒,腹部有灼烧的饥饿感。我从上铺慢慢爬下床,拿出饭盒里早已干冷发硬的馒头用力咀嚼,两侧的腮帮子隐隐刺痛,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到馒头上,渐渐的它就没有那么坚硬和难以下咽了。

记忆里和着泪水的咸馒头,后来在单调而循环往复的寄宿生涯中慢慢变淡。我渐渐习惯了食堂里生硬的米饭,过于油腻而缺少盐分的黄瓜、胡萝卜和卷心菜,却始终没有获得与群体相处的能力。我在嘈杂喧闹的课堂和操场上惴惴不安,生怕忽然有人念出我的姓名,让我去黑板上做算术,或是在围成圈的孩子中央背诵五言绝句,随后我浑浊不清的发音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众人的嘲笑。出于这种极大的自卑感,也因为语言能力匮乏,刚到学校的头两年,我几乎是不说话的。

长期的沉默依旧招来质疑,算术课老师认定我是自闭症患者。那是早年,临春又是个三线以外的偏远县城,知道这个专业术语的人非常稀少,他也因此非常骄傲。我那时也不知道算数老师口中复杂的名词是什么含义,甚至不知道自身正处于极端的自卑和不安之中,只是害怕呆在教室和走廊,时常独自在操场上坐着,漫无目的地胡思乱想。远处的孩子们在玩耍,跳皮筋、跳房子,蹲在地上玩纸片叠成的青蛙,追逐着抽打木陀螺,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大声嬉闹尖叫,我没有那个力气。

有人把我孤僻的行径告诉了父亲,他满头雾水。从前他带我去周末集市,拥挤狭窄的街道上人声鼎沸,他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,给我买褐色麻纸做的风车,听见我愉快地大笑,从未觉得我竟然会害怕人群。然而学校和集市不同,集市是嘈杂混乱的地方,我像条鱼那样隐匿在水藻繁复的水域,内心安和平静;而学校里到处都是熟识我的人,或者说是自以为熟悉我的人,他们的目光游离在我的头发和脚趾之间,我像是沙滩上搁浅的海洋生物,被烈日灼烧,无处可逃。

出于爱,父亲从未觉得我有所异常,然而我很难得才能见到他,更多时候我要独自面对生活。至今我仍然记得,那时候的自己有关于表达的热烈愿望,身体里有许多未知的能量需要释放,就像海绵吸满了水,即使没有外力也会自己慢慢淌水。我还没有运用文字的能力,只能绘画来传递某种若隐若现的感受,父亲买给我的彩色蜡笔是我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途径。

有天我正在空荡的教室里画画,语文老师正巧路过,她便悄悄走进教室来到我身后,不动声色地看我画画。模糊的记忆告诉我,我们之间后来有少量的对话,她大概是问我关于画作的问题,我说那是老家的山。她问我老家在哪里。我说云鹤。

云鹤的山是我画得最多的对象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铺开白纸,连绵叠嶂的山峦就跑到我脑海中来,有时候是黎明时分,初升的太阳露出一点圆形的轮廓,有时候也可以是夕阳。我还记得,目光所能及的、最远最高的山叫大力士山,那是爷爷给它起的名字,因为从远处看它像举着铁锤的健壮男子。大力士山脚下有成片的工厂,也是那种我不喜欢的灰白色房子,由南向北吹来的风里有一股刺鼻的腥臭,爷爷说那是因为大力士总也不爱洗澡,臭味就随着风飘得老远老远。

我把大力士山画在纸上,告诉老师那是个不洗澡的懒汉,她被我逗得咯咯笑,连额前的刘海都微微颤抖,看得我也高兴起来。可是笑过之后她又显得很难过,或者用我今天的词汇来说,是很忧郁。她抚摸我的头发,问我关于家乡的事情,我于是就给她讲了仙鹤和五彩河的故事,告诉她林伯门前的红水河是村里最漂亮的,可是爷爷不让我喝那里的水。

大概是光线的缘故,她的眼睛里竟然有亮闪闪的光芒,像夜里的星星,也像池塘里倒映着的月光。她许久都没有说话,时而对我笑,时而又神色忧伤。可是我喜欢她,她不像别人那样大声叫喊我的名字,她轻轻地和我说话。


第三章


1

列车抵达乌兰乌德时,天刚刚显现出由暗到明的迹象,黎明还没有来。

乘客开始登上列车,脚步声在走廊里此起彼伏,我从梦中醒来,觉得身体滞重,像是浸透水的手帕,需要拉伸和挤压来释放内部堆积的能量。*****摸索着起身,不愿打搅他的睡眠,故而没有点灯,只是靠着墙壁折叠着身体,拉伸手臂和双腿。

“他们把你吵醒了吗?”他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,没有睡意朦胧的含糊感,显然是始终保持着清醒的。我依旧保持着拉伸的姿势,借着月光看见他靠在床头,正用两根手指按摩太阳穴,仿佛是头疼得厉害。随后他起身从背包里找出小瓶的药片,过着冷水吞服。

“你身体不舒服?”我问。

“没事”,他迅速回答,语气里带着厌倦,仿佛是被人问惯了的样子。

我只当他是因为海拔升高而出现反应,后来才知是药物的缘故。

“我有严重的腰伤和背伤,左脚脚踝做过手术,两侧膝盖积水,雨雪天气里时常发作,像下雨那样阴沉沉的疼痛。都是些芭蕾舞者常见的伤病,也算不得什么,只是我早年无节制地使用镇痛的处方药,渐渐有了依赖性,离开它就头疼不止,浑身乏力。处方药总是这样,它们给人安全的错觉,仿佛那是经过医生许可的药物,以至于滥用起来更加没有节制。”他苦笑道。

“你身上带伤,依旧要攀登雪山吗?”我问。

“要去”,他语气坚决地回答,“我的伤随着年龄增长只会加重,不会愈合,若不趁现在,恐怕此生都没有机会了。你不必担心,我的朋友也是满身伤病,照样一往无前,比男人还要体力充沛,像西伯利亚高原上的猛兽。”

我看到了他身上固执坚硬的部分,像藏匿在棉絮里的铜墙铁壁,那是个体对确凿无疑的生命属性所呈现出的确信和坚决。有些事情是注定要由我们亲自开启的,我因此没有试图劝服他,只是建议他与那位圣彼得堡的朋友同去,而他却说,必然要登顶之后才能去见她。

“我答应过她”,他说,“许多时候我们答应着别人,其实也是答应自己。”

这个夜晚就这样在清醒中潦草度过。天蒙蒙亮的时候,他从头疼中渐渐恢复过来,吃了些我从餐车里买来的咸面包和牛肉罐头。我们渐渐相熟,开始放下各自的绝缘盔甲,开始真正的交谈。我自幼便是疏离冷淡的孩子,从不主动构建与外界的联系,学生时期被误认为是丧失了语言能力的弱者,然而他给人以不易察觉的安全感,像内部破损的光滑容器,有难以察觉的忧郁特质,我得以与之连接。

天亮透以后,他同我讲关于南伊的事情。有时我在想,他是这样忧郁冷淡的人,为何同我交谈时推心置腹,无话不说,这个答案后来在旅途中慢慢浮现,像混沌尘世里浮现出的秘密,是我们长途跋涉、翻山越岭寻找的某种抽象感悟。

2

南伊是他少年时期就相熟相知的朋友,他们出生在相同的城市,十四岁时她被安德烈发掘,破格被睿生所在艺术团录取。

彼时的他只有十五岁,还没有成年时期的健硕体格,却也出落得清瘦俊朗,是所有剧目的男主角,众人眼中的天才少年。而她此前只接受过两年多的古典芭蕾训练,功底不深,有的只是旁人难以企及的热情和表现力。天生会转圈,弹跳高度惊人。

而南伊原本写作“男壹”,寄托着传统家庭生育男孩的愿望。她的父母是白手起家的商人,生了七个孩子才得到男孩,从此对先前的女儿们置若罔闻,姐妹们也都按大写的数为名,好记得像车间流水线上的螺丝纽扣。长大以后她把名字改成了南伊,保留了原先的读音,颇有几分无法与往事彻底决裂的挣扎感,却也美得很。

她被送去昂贵的寄宿学校,在那里接触到芭蕾和西方音乐。作为芭蕾舞演员,她的身体条件得天独厚,齐平的脚趾能够分散受力,继而减小身体的损耗,也有助于保持平衡。不仅如此,她的下半身比上半身长出13厘米,脖子和四肢的弧线更是无可挑剔.....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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